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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6月6日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记者访问了篆刻家陈高钦。陈高钦尽管已72岁高龄，但精力矍铄、神采飞扬。他兴味盎然地向记者展现了10米长的篆刻长卷，上面印有他亲手篆刻的两院院士名章111方。这100多位院士都是闻名科学家。据悉，这幅篆刻长卷将在6月23日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期间展现给我们。陈高钦说，为这些对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奉献的院士篆刻名章，是要表达他心中厚意的思念，是要永远地铭刻科学家们的汗马功劳。访问中，陈高钦答复了记者的有关问题。

  陈高钦：我自1976年在《红旗》（现《求是》）杂志科教部做记者和编辑作业，使我与我国许多的闻名科学家有了触摸的时机，与许多科学家建立了友谊，在采访和组稿中，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。尽管我结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但对科学的追求和神往之情一直没变。怀着对科学家的崇拜慕名之情，我撰写了一些科学家列传。后来由于作业的联络，我的列传作业不得不中止。但出于对篆刻艺术的酷爱，我又产生了用篆刻艺术来宣扬科学、宣扬科学家的主意。

  陈高钦：首要是为了留念、思念老一辈科学家，讴歌科学家们的质量、精力以及卓著奉献。所谓“金石藏日月，方寸纳天地”。比方我篆刻的周培源院士的这枚图书印章，看到它，人类能联想起许多有关周培源院士的感人故事。

  陈高钦：布局最重要。布局中有我的阅历和深沉的爱情。每一刀一笔、每一枚印章都蕴藏着我的心、我的爱、我的血汗。我篆刻的印章有的是在列传的基础上完结的。例如，我写的蔡翘的列传共1.5万字，这一些内容在我的思想上浓缩再浓缩，最终落实到蔡翘这枚图书印章上。尽管仅两个字，但我用心良苦，在上面下足了时间。没有好功底、好功夫，那是刻不出好的印章来的。

  陈高钦：篆刻在我国有三千多年的传统。研讨了我国三千多年的印章史，我得出这样的定论：在我国的印章史中，特别是在篆刻史中，80％～90％的篆刻著作是阴体，10％为阳体。我挑选了用阴体篆刻。由于阴体可以将作者的心境、爱情都融入到著作中，创造的空间大，刻出的著作淳厚、豪放。阳体多为官方的印章，多为正楷，著作秀美。阳体在古代颇受推重，却很难表现气势。应该说，阳体和阴体各有所长，重要的在于发挥其优势。

  我在创造中学习了很多篆刻名家的著作，研读了几百本篆刻方面的书本。特别喜爱齐白石和吴昌硕的风格。好的篆刻艺术著作是很能表现文明根由的，比方日本也有许多篆刻爱好者，但由于对我国民间传统文明不甚了解，有些著作他们是没办法完结的。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，我研读了自先秦以来的我国文明史，有了文明的沉淀，使我的篆刻创造可以收放自如。

  别的，我的篆刻著作有本身的立异之处，我将各种奇珍异宝用在了图书印章上，使其不只有实用价值，并且更漂亮，更有观赏价值和保藏价值。

  陈高钦：多年来，我的篆刻著作为国内各大博物馆、机关、高校所保藏。其间北京大学70方，清华大学60方，厦门大学50方。我也期望可以经过贵报与科研院所联络，使这些篆刻著作为宣扬科学精力发挥出更大的效果。